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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里的生活与历史——评张健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

2022年01月15日 08:29:43 来源: 山西日报

  原标题:日记里的生活与历史——评张健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名家极具私密性的日记手稿往往具备多重的价值功能,其文字物象蕴含书法美学的艺术价值,其内容记录具备个人生活史、个人情感史、个人思想史、个人学术史、个人社会史等文章学、文献学、社会学、文艺学价值,日记手稿所包蕴的精微而切近的个人私录,常与公共叙事相支撑、相印证、相互释,或者相激辩、相错位、相背离,并以“史之余”的私语角色,与国家之正史、民间之野史构成对历史、时代、社会、事件等立体“深描”的互文性叙事。

  众多私人日记不断发现、补充、勘验和完善,不仅能对某些历史文化事件完成探幽与解密,而且能对特定学术史的评价与定位进行形塑与重构。囿于日记主人的职业、身份、视野、学养、动机等分野,文化名家即“社会文化精英”的“日记”,作为一种史学的学术方法,或作为一种史料的学术价值,往往更受当今与后世学者的青睐,其在日记手稿史料的科层等级当中占据当仁不让的话语核心位置,这自有其评判逻辑性和评估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们的精英角色、社会阶层、身份认同、学术志趣等同样附带文化认知的封闭或文化描述的区隔。

  相反,那些散落于民间的、市井的、乡野的、地方的知识分子或官宦士子的私人日记,因其所观照、所体验、所观察、所思考、所记载的“特定场域性”“特定阶层性”“特定文化性”“特定趣味性”,其日记手稿的记载内容成为能更贴近本土中国社会肌理“历史深处”“市井日常”的志录史料,也因此提供了从民间或市井阶层视阈观察生活、审思历史和体验社会的珍贵文本。

  张健民著作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所记录的是作者从1952年到1993年共和国历史时段的家庭生活账,事无巨细、精微翔实、典型择取的生活账目,是对张健民的人生轨迹及其家庭生活的日常之流的近景实录和写实叙事,也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在社会、时代、国家行进当中的某种恒定与嬗变的事项实录,或者说,日记的内容已然构成对共和国“社会”宏大演进、“历史”剧变更迭、“时代”想象图景的真实、形象、精微的“注释”或“注解”,可以说,不仅是抽象的共和国时代共名概念以“向下”的方式,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的肌理当中,使其成为历史共名规划的必然后果和自然衍生;同时,张健民的日记所记录的日常生活纹理,也以“向上”的方式支撑起共和国社会历史行进的饱满质地,即无数支流式私人的、家庭的、地方的日常生活账目以其市井生活的鲜活、质感和真实,诠释出历史时代“共名”生活内里的“多元与丰富”“异质与庞杂”,共同汇聚出共和国宏大的“国家生活账目”。

  张健民这种极具“民间性”的世俗化、市井化、大众化、阶层化的日常生活质地的文字记录,在对1952年到1993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进行全方位的日常生活志录的同时,以日记体的文体形式,勾勒、叙述、重构出40年来国家现代化行进的“过程图景”与历史生活的“微观面相”,形构出一种重新触摸时代、认知历史、描述生活的独特视阈。

  第一,“家庭生活账”当中的“物化生活”包含着个体的日常肖像与国家的文化记忆。作者的日记生活清单所详细罗列的衣、食、住、用、行等账目支出、饮食习惯、生活轨迹、出行节奏,是在以“外围勾勒”的方式,雕刻出一位“人”、一个“家庭”的日常性的鲜活、温度与活力,所提供的是极具序列化的共情想象“装置”,这是对过往历史当中一个仕宦家庭、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共产党员“日常生活”的物化描述,其趣味、形态、习惯等生活品格,乃至其自律、严谨、雅致等情志品格等,都借助于无声的“器物装置”呈现出市井的“活色生香”,所形塑出的是一个“人”的,以及这个人所表征的“家庭”的精微、涌动、世俗的“生活本相实录”。这既是一种客观的史学志录,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转喻,从而赋予日记这一文体以“跨学科”的价值空间。同时,日记当中的物化装置以及由之所衍生的人的日常生活勾勒,也是特定历史时段共和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叙事,清晰而细密的账目支出目录当中,那些器物化的呈现已然成为一种符号化隐喻,承载着一种国家历史、社会历史的“真实”,收纳着一种日常生活、大众经验的“记忆”。

  更为重要的是,日记在这里充当着一种以后世经验去想象历史生活的叙事能指,共和国的经济或货币政策改革、人民公社时期的民众购物方式、计划经济时代的日常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物化类型谱系等,不仅表征出“大众物质生活”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微妙“渐变”和总体“上升”,而且提供了想象或体验日常生活的可量化指标,即那些貌似“冰冷”或“僵硬”的账目条例、物象陈述、数字记录,其实早已蕴含着国家转型、历史进步、社会进化的巨量而可感的信息,包含着显豁的特定历史时期“人”的“日常生活”的“感官性体验”与“身体性想象”,最终成为以平行而静止的日记信息,填充共和国历史行进“时空”与“流转”的介入内里、想象生活、体味人世的内容方式。

  譬如1958年12月13日“付食堂11月份伙食费2.70元”——1959年2月4日“买2月份粮食146.8斤支洋23.20元”“买猪、羊、牛肉,煤炭500斤等支洋15元”当中所包含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的“转型”和粮食分配制度“实验”的历史沉浮;1964年3月4日“买3月份8人白面76斤、挂面1斤、小米24斤、黄豆8斤、玉米71斤、红面23斤共支洋27.62元”——1990年3月14日“买白面100斤、精粉32斤、大米4斤支洋25.60元”当中饮食品质的“精细”和主食结构的“优化”所包含的社会产业发展与家庭消费升级;1960年3月4日“买四月份9人白面71斤、挂面4斤、小米26斤、黄米6斤、细玉面23斤、粗玉面15斤、红面10斤共支洋22.81元”所包含的人均饮食消费水准(0.57斤/人/天),更是将特殊历史时期人的基本生活的“艰难”与“窘境”的“概念宣谕”,转换为可感可知的大众“日常体验”,机械的日记与数字由此被赋予了的深广的历史经验。

  第二,“私人生活账”当中的“文化生活”包含着个人的文化趣味与历史的话语主流。张健民的生活账目当中,文化消费支出包括了购书支出、文娱支出等,这类“支出”一方面传达出其个人的“文化接受”“美学接受”“观念接受”“意识接受”的内容资源,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国家机构与社会文化的文化产品供给及其流变,至为重要的是,主流文化所潜藏的话语规训与个体审美的思想话语接受之间,或是有效的“互动”,或是多元的“罅隙”,或是有意的“反驳”,即宏大时代主潮与个体审美趣味之间的“错综纹理”,都借助于张健民日记当中的“购书清单”得以明晰呈现,而40年来的文化消费也形塑出张健民的多重身份及其文化肖像。

  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表征。“购书”是作者每月的必备消费环节,其购书目录的“广博”不仅呈现出其个人化的文化趣味、文艺审美、思想倾向的总体特征,而且其购书的“频率”也展示出其无论是在经济拮据抑或经济宽裕当中的“坚定”,书籍的消费以及阅读的坚持,不仅是其个人的文化兴趣使然,而是已成为其个人的日常精神生活,成为他在特殊年代保留“个人性”的高贵精神方式,这是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消费文化行为隐喻。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表征。其书目当中的经典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特定时代文化意识的“主动”规训,也是其与时代主流话语进行“理解”或“对话”的主动“跻身”,其对众多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知识汲取,在不断强化着自身的党性意识与身份自觉的同时,一方面凸显出“人”的时代被塑性,即人的时代共名性和历史阶级性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坚定阶级身份捍卫,以及这种坚定捍卫所附着的时代局限性和历史中间物特征。

  再次是艺术学者的身份表征。作者对文学、绘画、艺术等精英文学或纯文学刊物和作品的兴趣,折射出其作为独立学者的内在而强烈的审美冲动,无论是在政治话语为主导的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抑或是二次启蒙时期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对精英文学、精英艺术积极而主动的学习、探索与研究,完型出其作为艺术学者身份的开放性、前卫性、先锋性和专业性,而这正是其在知识分子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之外所持续涌动的隐秘而强烈的身份构建。

  同时,张健民的“购书史”也是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主潮发展史的暗合,他的极具个人性和私人性的购书消费账目,是一种以微观个体对宏大文学主潮的行动呼应,也是对文学思潮发展这一无形话语在大众、民间、日常当中的文化生活“渗透”与“主宰”的“接受学”佐证。

  此外,日记当中张健民与子女共赏电影的文娱支出,是他与子女在家庭话语权力结构的“平等关系”的呈现,也是其对子女教育理念的“开明多元”的显现。借助于张健民的购书和文娱支出的名目,其多重的自我身份构建、其平等互尊的家庭结构方式、其现代开放的子女教育方式、其中西兼顾的知识学习方式都得到明晰勾勒,最终形塑出张健民完整、立体、深邃、卓越的人文品格。

  第三,“事件生活账”当中的“人格生活”包含着个人的道德投射与社会的情感图景。

  在张健民的日记手稿当中,大量的“议事”“座谈”“安排”等工作记录,尽管只是简短而紧凑的事件概要,但在并不铺衍的记述文字里,既包含着对其工作状态、工作内容、工作任务的志录叙事,也包含了对自我作为行政管理人员介入政治决策、社会运行、方针落实等隐晦传达,因此,他的工作事件日记体录,所呈现的是他对自我的“自画像”的雕刻,是以个人化的工作职责或工作角色视阈对政府管理、社会运行、政策制定的历史描述,包括一系列参与人员、动机起点、孕育过程,以及这种先定的工作事件与后世的历史认知之间的事件“解密”,这赋予其日记以珍贵而有效的历史档案性。这些档案性的事件同时也是共和国社会变革、政策变革、政治变革、历史变革在地方政府落实当中的微观显影,而一位优秀行政干部的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尽职尽责、忠于职守、勇于奉献、心系苍生的“党性”品格也在40年日记的事件记录与要点编辑当中得以确立与张目。

  与此同时,张健民的日记手稿当中同样漫漶着对特定历史阶段、特定话语阶段人际关系图景、人际情感图景、人际群体图景的点描,诸如同事、亲戚、朋友之间的“借书”“借钱”“接待”“交往”“送行”等私人交往,以个人化的行动与事件,谱绘出以“岗位秩序法则”与“民间礼仪风俗”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图景,这种阶级同志般的人际交往景观,充满着特定年代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热忱与激情,附着着革命洗礼年代“人”的单纯、率性与真诚;同时这种人际交往图景也充盈着朴素的民间道义,浸润着市井人生的慷慨、信任、互助、合作等的道德生活热望,而无论是阶级志趣的革命交往,抑或是民间朴素的道义交往,既是对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人文观念的国家记忆和文化牧歌,也是对人性本真、情感至上、集体归属的生活实录,更是抽象而宏大的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人文肌理叙事和道德想象的或“呼应”或“反驳”或“拓延”的微观生活叙事。由此,张健民日记手稿的“个人性”或“私人性”也被赋予具象、广博、深邃的国家、社会、历史、民族、人文观念认知的“流动变迁”与“现世反思”的史学实录和文学想象的多重意义。(金春平)

[编辑: 杨晓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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